通识课应该教会人如何思考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的定义。在来交大之前，一直对大学的印象处于西南联大时期，不过那个时候是处于动荡的时代，也是处于极度不安的时代，而今的形势与当时有天壤之别，因而对大学的要求也不会全然相同。我曾关注学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动员大会，记得会上林忠钦校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本科生学的课程多，学到的知识少？”那么此处仅仅是从一个非常个人的角度来谈一下我对大学的课程设置的看法。
　　最初来到交大，是因为非常幸运地凭借提前批进入了工科大平台，这个平台的专业跨度涉及了交大的六个工科学院：电院、机动、船建、材料、航空航天和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分流是分成了两个阶段，因而在完全分流之前，专业跨度相对来说并不算小的各个学院的同学会上几乎一模一样的课，而这个过程长达一年。如果加上预分流之后在正式分流的时候再进行专业调整的话，其实可以算是长达一年半。因而会产生很多令人觉得一头雾水的事情：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同学需要修理论力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同学需要学数字电路，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的同学需要熟练掌握生物科学前沿内容，背下糯性水稻的拉丁文名称。这里不是说学过的必修课必须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直接看到在未来工作中有何用处，而是说需要修的必修课，至少也是应当有一定的思想指导性。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数学课其实不妨多修，因为其内在的思想方法很容易转化出很特别的效果，而很多的数学思想对于人的思维启发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强令以后从事与生物完全无关也无意于此的同学狂热地记忆细胞呼吸酶的反应过程和背诵大量相应的生物学专有名词，倒是大可不必了。韩愈所言术业有专攻，意义也在于此。
　　此外，关于交大人文通识类课程，我认为有些课其实存在一定思想导向上的问题。比如有些人文通识课，不关注于道，反而是孜孜不倦地追求于技。此处道即意指思想性，而技则是指其科普性。如果是对于中小学生的教育，那么这么做无可厚非，但是，大学的人才培养，绝不能跟之前的教育环节追求相同的效果，既然是大学教育，就应当有更高的追求。此处不是说通识课不需要科普，而是在于，在仅仅科普之外，需要传达一些更具思想性的内容。
　　之前曾经有幸修习过政治经济学经典导读这样一门通识课，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在学习自由主义的时候，在课堂上会有对于自己自由主义倾向的判断，而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时，则会进行全班随意分组，通过非常简单的实验和讨论来洞悉为什么大多数人在集体行动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无意识行为，即使有共同目标也不一定能形成有效的组织的行为，以及集体归属感的奇妙效应。同时，在谈这些事情之外，会有关于我们自身所处环境的分析和国家形势的分析，会给予学生有一定远见的看法作为引导，同时也注意避免过分的个人倾向性。这就是典型的好的通识课程。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着重提及呢，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样比较优秀的人文社科通识课在交大还比较匮乏，更多的是一些自己上网搜集一下资料，看看书就可以了解到课上讲的知识的通识课。课上学到的更多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不是说老师讲课不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和侧重点，但是作为人文社科的课程，却缺乏人文社科的关照和思考，变成接近理工科科普性质的课程，实在是令人很遗憾的一件事。
　　其实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交大是在不断努力在解决现有的问题，不断精益求精，提升学校整体的教学水平。比如“学在交大”的口号，身为一个大二学生的我，也可以看到它越来越落在实处，从图书馆的闭馆时间，到学校习题课的听课氛围，无不体现了这一点。此次思想大讨论，我认为是一次很有意义也是非常勇敢的讨论。记得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当问题被开始彻底地意识到，就是问题解决的开始。以上的建议仅仅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其中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非常希望学校能够适当思考一下此中的一些问题。
（作者为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大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