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支点在交大

———交通大学校友朱家鲲口述实录

    期次:第1637期   



  朱家鲲(Chia-kun Chu),1927年生于上海,流体力学家。194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50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59年获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应用数学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应用数学、计算流体力学、磁流体动力学、核聚变反应器、等离子物理模拟领域有精深的研究。2006年,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曾获美国物理协会会士(APS Fellow)、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Fellow等。在中美学术交流方面,朱家鲲为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交换计划顾问委员。
  从圣约翰大学附中到交大
我1927年出生在上海。爸爸朱如棠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纽约大学获 MBA,在上海银行工作。妈妈中文、英语都不错。我小学的启蒙教育是在美童学校完成的,中学阶段在圣约翰大学附中念的。这两所学校进行西式教育,因此我的英文极好,数学、物理一般。圣约翰大学附中毕业后,我顺理成章考进圣约翰大学。当时交大工科,地位在圣约翰以上。有一天,我的好朋友说:“喜欢念工程的一定要考交大”,他请了一个家庭老师辅导,我说:“我也参加。”结果我们两人都考进了交大。当时能进交大的都是全国各高中成绩拔尖的学生。
  1944年,我入读交大,在当时的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读了1年。当时交大校园生活相当艰苦,校园只有一栋楼,非常拥挤。但是老师们的教学精神令人难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的交大师生从九龙坡复员回沪,学校也搬回徐家汇校园。我们上海的学生从“伪学生”到“真学生”要经过1年的临时大学。这个转换过程主要有一个甄审。
  当时的课外生活令我难忘,其中一件就是在航空模型研制会做飞机。1947年4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航空模型比赛中,翁世勋和我获得杆身橡筋高级组第三名。后来经常在流体力学会议中遇到曾经一起做飞机的老同学,有说不出的一种愉快感觉。
  另外印象深刻的就是暑期实习经历,这些实习不是学校安排的,都是我自己主动找的。第一年,去父亲朋友开的铁工厂车床实习;第二年,在联合国救济总署装配卡车;第三年,在位于上海龙华的中国航空公司实习。一开始在仪器实验室,后来中航安排我们12个实习学生拆解摔下的飞机来回收有用零件。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又有点怕,主要是怕摔下来的飞机里有尸体。这些动手实践让人拥有了一种工程应用的经验,这些体验是书呆子们不懂的。
  我对交大有着无上的感谢
我对交大有着无上的感谢!交大4年使我具备了深厚的数学、物理功底和坚实的工科基础,毕业时我在以理工著称的交大成绩名列前茅。我在交大遇上了5位好老师,他们深邃的科学学养、认真踏实的教学精神,使我这个懵懂青年走上了科研之路。第一位是姚启铎先生,他把大学物理基本原理讲得深入浅出。第二位是教热力学的陈大燮先生,他授课特别严厉,让人至今记忆犹新。第三位是胡嵩喦先生,他教动力厂工程学。第四位是钟兆琳先生,教电机学。1979年夏,我回交大讲学去看过他。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钟教授跟我讲俄文,其实我到美国才学俄文,而他也是解放后再学的俄文。第五位是程文鑫先生,他教力学,为我打好了流体力学的基础。我衷心感谢他们的谆谆教导,对我一生都影响重大。
  我在美国奋斗的岁月
1948年交大毕业后,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进了通用公司担任测试工程师。在通用公司工作3年,在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导师推荐下,我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教书,他同时推荐我去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读博士。我是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第一个中国博士,导师 Kurt Otto Friedrichs 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读博士期间我已经成家,有3个孩子,又工作又读书,还要养家。在交大求学是学业的单重压力,在美国奋斗是多重压力。
  博士毕业后,我在纽约大学教了4年书。196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当时我看到随着计算机推动科学与工程的巨大潜力,率先研究计算流体力学。随着等离子体物理的升温,我又开辟了计算等离子物理的新领域。我和同事 Robert A Gross教授合作在等离子物理体方向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
  我们那时连美国生活非常不容易,找工作相当困难,幸好交大的名声很好,我们只要说大学在交大念的,总是可以攀上钱学森、朱兰成、王安,大家就知道交大是什么学校。而正因为要维系母校的名誉,我们必须与外国人一争高低。
  交大要重视“跨学科”精神
为了推动应用数学和各领域的合作,我在哥大建立了一个“应用数学委员会”,成员包括数学、应用物理、航天、机械、电机、土木、地质等众多学科的教授。在这个平台上,我在哥伦比亚培养了一些对应用数学感兴趣的本科生,其中包括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C·默顿。默顿在自传里提到,他上过我的热传导课,我教会了他偏微分的方程和其他高深的数学理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50年书,70、80年代在交大、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单位教过短期课程,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美国读书、做科研,自主性很大,中国大学里最缺乏的一点是自主性。中国学生书念得很好,但是不一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美国,很早就鼓励独立思考,寻求答案。美国大学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学习,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向,老师总是比较配合,这一点我觉得极好。还有一点是在美国念工科的,人文科学课程还是念得很多。交大应当重视跨学科合作,注重学生科研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档案馆 周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