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的灵魂和有用的人

　　2018年3月，我有幸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聆听了李培根院士题为“工科之‘新’的文化高度”的讲座。李培根院士是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工科研究和教育领域都颇有建树，也因其本人亲切和蔼的风格，成为大家熟悉的“根叔”。讲座上，他提出“新”工科除了要在国家倡导的内容、专业上新，还需要有文化的新高度。他引用加塞特在《关于技术的思考》中的话：“技术的最初使命就在于让人有空去成为他自己。”
　　之后，李院士发出感叹：“中国很多时候只停留在‘增量创新’，一个原因是工科学生还不能像国外学生一样百无禁忌地想。在当今创新和创业的大潮之下，我们的工科学生却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结束时，一位教师向李院士提问：“像我们工科的学生，在读博士时都面临博士读不出来、毕不了业的压力。如果坚持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又很可能出不了成果。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对家人负责，对身边的人负责呢？”
　　这个问题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我想，应该是道出了众多教师和学生的心声吧。其实李院士对大学生“现实”的批评，是非常中肯和切中要害的。但提问的这位老师，所表达的压力同样中肯、切中要害，“不那么现实”对于一个大学生，还有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既高且难的要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1958年，巴金在作品《家》的英译版即将付梓的时候，对中文底本进行全本的删改，把“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凡是不利于宣传”的内容通通删去了。他回忆说：“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那样的删改法……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如此，我的民族自尊心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赵武平，《人如其读》）即使是有才华如巴金，一样有为现实做出选择的时刻。何况一位初出校园，无人认可，却又万众期待的大学生呢？
　　社交媒体上对成功和价值的讨论，通常将人抽象化。教育的环境和结构可能也是这样：我们搬来了看得见的“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但没法将一个（部分）成功的环境转移过来。在教育政策和制度的背后，还有需求、供给，有市场运作的同时还有调配干预，宽容发展的背后有相呼应的支持以及铁面无私的纪律，这些绝不是逐一复制粘贴那么简单，而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在最受欢迎的宣传里，成功的决策和制度常被归结为“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我们也习惯性地认为，那些成功的案例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把握住了对所有人、所有群体公开的机遇。同样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我们关于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如同推演历史发展一样，我们将人生进程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看成一次次的集体考试：参加测试的人们在那一刻都被抽象化，仿佛每个人解的是同一道题，手里拿到的是同样空白的稿纸。而实际上，人生早已在看似崭新的答卷上写下文字。不仅如此，这一场场“考试”向他人和我们提出的是不尽相同的诘问，而我们所回答、想回答的，又成为完全各异的使命。
　　回到一开始关于“现实”的问题吧。在讲座的最后，李院士为那位老师给出了一个精妙的方案：在不影响正常学业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无用的灵魂”。是啊！无问西东，也许是让我们敬畏珍贵的真心，也许，其实是根本不会有答案。我们既然已背负了那么多的现实和功用，何不在此之外，因寄所托。
　　最后，借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一次初中毕业典礼上的话，献给读者：“I wish you bad luck, again, from time to time so that you will be conscious of the role of chance in life and understand that your succes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and that the failure of others is not completely deserved either.”
□武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