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为上海交大校友的徐秉汉院士的直接领导下，我参加了两次核爆炸效应试验。
徐秉汉于1955年8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1961年2月从前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读船舶结构力学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即到国防部笫七研究院笫七〇二研究所工作，担任潜艇壳体开孔项目负责人，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尉军衔。1965年至1971年任海军作战部核试验办公室技术中队长，负责海军舰艇上层建筑及其武备在原子弹和氢弹爆炸下的效应试验。
我于1963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130专业毕业，分配到国防部笫七研究院笫七〇二研究所，1963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学员。1965年1月经领导政审后命令参加核试验项目，这是执行党和人民交给的一项极其艰巨而光荣的国防尖端科学试验任务，那就是原子弹爆炸效应试验任务。“每个参试人员必须做到：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九分九不行，非十分不可；要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要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同时也没有向不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任何领导汇报本任务的义务。还要求进入核试验场区后，无事不写信，有事少写信，写信不泄密”。
罗布泊的环境
中国在新疆地区偏远的罗布泊核试验场，上世纪60年代试验环境：
地窝铺。位于罗布泊的试验场区，原本人迹罕至，没有房子就搭帐篷。把帐篷的钢架打进地下，以免被风吹走。到孔雀河割芦苇铺在地上，每人一套军被和一件皮大衣，二三十个人在一个帐篷里打统铺，工作生活都在其中。晚上睡觉，一个个都冻得抱成团。这样的帐篷，起初只有一两百个，后来发展到上万的规模，成为戈壁滩上一景。
喝苦水。场区里唯一的水源孔雀河，富含镁等金属元素，又苦又涩，一喝就拉肚子，拉出来的屎都是黑色的。这样的苦水，仍不断有人忍不住要喝，那是因为可以喝的水，要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过来，宝贵得很。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曾在《初征路》一书里写道：“我们是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张凤英说，早上的洗脸水要留到晚上洗脚用，洗澡的水要用来洗衣服，而用来喝的水，一天只有一军壶。
斗风沙。一觉醒来，被窝里、眼睛里、嘴里都是沙子，吃完饭，又是一碗的沙子，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风沙扬起的时候，比浓雾更厉害，面对面也无缘相见，甚至飞沙走石，刮走帐篷。戈壁里没有春天，战友们说，风沙大了便意味着“春天”来了。
来到马兰
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监制效应结构制造。到北京海军司令部核试验办公室报到集中后，乘坐专用车厢到新疆吐鲁番，转乘汽车－卡车，我和周殿邦在卡车顶上押车，一路搓板路翻越天山，沿途停车住兵站，到达马兰中国核试验基地。进入试验场区还有200多公里，它的面积接近浙江省，路是推土机推出来的，路面是搓板路。途中地名看到什么植物或动物就叫什么名字，例如，经过甘草滩，到黄羊沟平整场地搭帐篷。到孔雀河割芦苇铺在地上，在一个帐篷里打统铺。每人一套军被和一件皮大衣，一双毛皮大头鞋。黄羊沟为海军效应大队营地。
从黄羊沟营区乘卡车去靶场。自投弹靶心即爆心，不同距离布点上，进行安装舰艇-鱼雷快艇，潜艇导流罩，护卫舰上层建筑效应结构和水雷武备等。自爆心4公里以内不同距离布点上，效应结构上布置测量冲击波压力和结构变形的应力值的测点，所有测点都得用电缆线连接到动态测量仪上，对所有测点都得进行零值平衡调试，和设定同一时间实时纪录。
为了达到周恩来总理指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要求。在确定试爆时间之前，必须完成测点布置及检测。在实弹爆炸试验之前，飞机投弹训练，并同时进行全场实时开机各项调试。4月28日上午，按正式试验程序成功地进行全场综合预演。
人员集中撤离爆心50多公里处观察位置，每人都戴上深度墨镜。核弹爆炸后蘑菇云还在翻滚上升，火箭和直升机穿过蘑菇云取样和冲击波从地面经过观察位置后，防化部队先进入试验区域测量地面污染计量，全体参加试验的各种科技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和戴着防毒面具，别有放射线计量纪录器-剂量笔。徐秉汉带领海军中队科技人员和海军指战员，接到进场命令后，在蘑菇云还未散净，经过光辐射、冲击波袭击后的另一番景象，毫不顾及到处是烟尘、炽热的空气及放射性尘埃，就乘卡车冲进试验区，要在笫一时间取回纪录资料，测量结构变形数据，拍摄结构变形和破损实况。取回所有测点纪录资料返回黄羊沟营地后立即检测和判读数据。
我负责每个布点上测量结构变形数据，拍摄结构变形和破损实况。当天夜晚冲洗全部胶卷，发现不好或缺少的，第二天还得进场补充拍摄和测量。在徐秉汉领导和亲临现场指导及检验之下，海军中队即七〇二所测量数据有效率在整个核效应试验大队是较好的。取得数据资料后，拆卸全部测量仪器撤离场区，返回北京海军核试验办公室，对试验项目进行总结，将试验数据应用结构理论进行分析，提出在强爆炸作用下相应结构设计的依据。写成《我国核试验技术资料汇编》。
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1965年5月14日，指挥部终于下达了投放原子弹的命令。接到命令后，轰炸机载着一枚乳白色的球型原子弹从西北某机场一飞冲天。经过几十分钟的飞行后，飞机进入了试验区。
为了确保原子弹投掷万无一失，指挥部事先确定了轰炸机要三次进入靶标区的投弹程序。
第一次进入，进行目标搜索，概略瞄准。李源一打开自动驾驶仪，把飞机交给于福海，叮嘱他说：“我和刘景新一定把高度、速度保持好，你放心大胆地瞄准!”于福海接过飞机操纵，进行瞄准，迅速求出了投弹诸元，报告：“航向270度，偏流负2度，中间风修正80米，投弹角34.8度，没有发现靶标有偏离的趋势。”
于福海报告后，机组人员互相报告各自情况。
三次进入，一切正常。
最后，孙兴福发出了“投弹请示”，地面指挥员、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批准投弹。爆炸时间定在10时整。
投弹总开关、原子弹电源、自动投弹器、弹舱依次被打开和接通。9时59分10秒，于福海操纵瞄准具使观测角和投弹角准确重合，电路接通，原子弹脱钩而出。轰炸机减轻了重量，突然向上窜了一下。
于福海向外一看，乳白色的原子弹在阳光下亮闪闪地直向靶标落去。他又在瞄准具中观察了10秒钟，十字标线仍然死死压着靶标，丝毫没有偏移。
“怎么样？”李源一发问。于福海很有把握地回答：“没问题，肯定可以投进去!”
“立即关上遮光罩，全速前进!”李源一高兴地发出命令。轰炸机加大油门，增速到950公里每小时，争取远离原子弹爆炸中心，获得最大安全系数。
轰炸机座舱中玻璃上的遮光罩刚刚拉闭，便有一阵耀眼强光闪来。光焰刚过，于福海忍不住摇开遮光罩向靶标看了一眼，只见靶标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仿佛是太阳落在了脚下。
隔了片刻，大家都忍不住往下望去：靶标不见了，机翼下是一片汹涌壮阔的火海，乌黑的浓烟从火海中不断翻滚而出，越聚越多，飞速升腾着。
根据雷达测定，这次原子弹爆炸点距离靶心只有40米！
坐镇指挥的成钧副司令员通过电台向机组人员兴奋地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电话，总理说你们工作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好好总结经验。”
“明白!明白!”机组人员激动无比。
轰炸机返航时从试验区侧面掠过，他们看见核爆炸特有的蘑菇云已经形成。大家一言不发，静静地欣赏着那壮观的奇景，直至把蘑菇云远远地甩在身后。
原子弹空爆成功后，空军党委给试验机组记集体一等功，李源一和于福海荣立一等功，其余4人荣立二等功。
原子弹空爆成功，标志着中国彻底打破了西方大国的核垄断，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
继续参加氢弹试验
1967年2月我又受命参加核试验，到马兰基地试验场区，才知这次是氢弹试验。仍然住在黄羊沟营地。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场大规模的试验准备工作，在核试验场拉开序幕。这次试验共有32个测试项目，137个效应项目，1887台（套）仪器，在中国核试验史上是空前的。
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在空中缓慢下降到预定高度爆炸。
空军大胆改装了轰-6飞机，担负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进行了高强度训练。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甲型飞机携带氢弹飞向靶区，在靶标上空瞄准投弹。1967年6月17日8时整，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激动地说：“当时，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飞机在空中飞行了3圈，20分钟后，机舱随即打开，氢弹脱钩，携着降落伞向空中急速落下……核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中国西部的罗布泊大漠同时升起两颗太阳，其中一颗“太阳”迸发出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芒。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成功爆炸。13秒钟后，天空中渐渐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成下玻璃体；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3.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TNT。
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后，我们从头到脚穿着连身白色服装，戴着防尘眼镜和口罩，进入试验场取回试验数据和资料。返回北京海军司令部进行总结，写成《我国核试验技术资料汇编》。
1967年某月某日下午，参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海军效应大队在京人员，徐秉汉、童华兴和丁永官，在某部礼堂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林彪，李富春等领导人的接见。
1965年至1971年徐秉汉任海军司令部海军作战部核试验办公室技术中队长。负责全面技术工作：了解核爆炸效能的冲击波压力分布规律，各个效应布点效应物结构变形、破坏情况，以及各个效应布点生命生存情况。所以徐秉汉在试险场区活动点和面就比一般单项工作人要多得多，徐秉汉活动都约我作伴。
海军司令部有组建一支专业核效应试验的机制队伍的意向性，所以徐秉汉亲自参加并领导1965年5月14日，第二颗原子弹空爆和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效应试验。
在新疆核试验基地期间，徐秉汉约我作伴乘坐吉普车去红山参观马兰基地实验室。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核爆炸现场等。为了了解离爆心不同距离，海军效应结构内生命生存情况，去孔雀河附近地区某大队参观试验动物解剖，内脏破裂或出血。
在无防护条件下，去参观1964年10月16日，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看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
在无防护条件下，去参观导弹核武器核爆炸现场。1966年10月27日甘肃的酒泉导弹发射基地，9时10秒，操纵人员按下了导弹发射的按钮。刹时间，大地轰鸣，导弹托举起核弹头直冲上浩瀚的蓝天。导弹按程序转弯，飞向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9时9分14秒，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以上内容是从网上获得资料后编辑而成。为缅怀徐秉汉院士，我回忆与他一起参与核武器效应试验的经历，以此纪念。
核辐射的影响
参加1960年代核试验45年之后，同是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的徐秉汉、130专业毕业的赵本立学长、和我先后患有消化系统癌症。
徐秉汉院士于2007年6月14日凌晨3时30分，因患消化系统癌症—胃癌，在上海不幸逝世，终年74岁。
赵本立学长曾参加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核试验，以及以后多次核试验。身患肠癌进行了手术医治。
我在2006年9月19日在无锡101医院体检出胃癌，9月27日在无锡第四人民医院周士福主任医生主刀，进行切除手术。并进行6次化疗过程。2008年5月19日胃镜检查，发现（吻合口）腺癌。5月20日去无锡第四人民医院医院，5月30日周士福主任医生主刀第二次胃切除手术。手术后体质太差，无法化疗，只可住院进行免疫治疗和营养支持。
另外，曾经与赵本立一起参加核试验的沈士亮，2006年体检出食道癌，2007年在上海已去世。
（注：本文由丁永官写于2008年8月28日无锡。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