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本杂志的似水年华

　　回东北探亲，见街头矗立着上海已经消失殆尽的书报亭，怀旧心起，想要买一本在前工作单位报业集团编辑过的杂志，却被告知“没有了”，追问下来，并不是“销售一空”，而是“销声匿迹”了。
　　按理说不该大惊小怪。毕竟在这个新媒介层出不穷、传统媒介不断关停的“快闪”年代，“纸媒将死”的口号已经如“狼来了”一般喊过好几轮了，来上海十几年也目睹过20余家报刊停刊，北方一份杂志关停，实在已经算不得是新闻。但“前单位”这样的存在，到底有点“一枝一叶总关情”，不由让人心有戚戚焉。
　　在前单位报业集团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十年工龄”。入职的时候，传统媒体还算在“黄金时代”，新闻单位堪称中文系毕业生的择业首选，新闻从业者还顶着“无冕之王”的光环。于是，在“省直机关”和“省级党报”之间，后者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首选。东北不是经济发达地区，省级党报的日子却颇为好过，而且某些举措还走在全国前列，出经验。比如，报社当时已在全国率先启用了报纸印刷的激光照排技术设备，引来参观的新闻单位络绎不绝；又比如，为了与激光照排配套，编辑记者也鸟枪换炮，人手一台电脑，进入“无笔写稿”的初级阶段，下一步就是“无纸办公”（到我离职也未实现）；还比如，报社率先开展新闻单位的企业化改革，成立了全国最早一批报业集团（比解放报业集团还早5年）……多年后在上海见证上海报业集团重组成立（2013年）、多家媒介纷纷关停时，我有在吉林的报业集团目睹下辖的农民报、经济报等多家纸媒关停的危机感打底，对媒体行业的分分合合早早就见怪不怪了。
　　在原单位的最后三四年是在报业集团旗下文摘杂志编辑部担任执行主编。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同步，文摘杂志也有过一段非常旖旎的花样年华。当时网络尚不流行，编辑部和全国的报社杂志社交换了200余种报刊杂志，文摘杂志编辑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端着咖啡喝着茶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漫画，从浩如烟海的文章中“选秀”，择其赏心悦目者编辑为一本新书。那真是一段温水青蛙的惬意时光。然大势所趋、江河日下，待到我离职的前一两年，杂志社已面临“明日黄花蝶也愁”的窘境。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集团以“自负盈亏并上缴百万利润”为指标，社会招聘了杂志社总编。应该说，此举在当时的党报集团，依然算是走在改革前列之举。
　　招聘来的年轻总编走马上任就大刀阔斧开始改革。第一斧先“砍人”，名曰“全员竞聘上岗”，转眼，原来觉得编辑部工作悠闲、待遇优厚的“老人”就坐不住板凳，纷纷“主动要求内部流动”至报社其他部门，半年未到，半数以上编辑已经全部是社会招聘人员，总人数减少近半，“节流”效益立竿见影。第二斧是“砍刊”，名曰“转型发展”：几万份调查问卷发下去，再收回来统计了一下，就确定了“民心所向”的利润增长新方向，新来的编辑多数去编辑新版，我掌舵的时政版因“调查显示为非热门”而停刊，就转而去做了传统期刊。传统期刊与大名鼎鼎的《读者》同期创刊，内容也和《读者》相似，以隽永、哲理、幽默见长，鼎盛时期年发行量百万以上。但我介入时已深刻体会其“强弩之末不穿鲁缟”的颓势，发行量断崖式连年递减，已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第三斧很快砍到传统期刊上，“转型”已经从“方向”延伸至“内容”，要从曲高和寡的“幽默隽永”向喜闻乐见的“深度娱乐”转变。当某次编前会后确定下来，下期杂志封面要用娱乐主持红人李湘手持一只红苹果，主打栏目是“娱乐至死”———我的“编辑部故事”也顺势告一段落，开始“高校故事”了。
　　来到上海进入高校，因工作关系和媒体圈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依然体会着媒体发展的潮起潮落、媒体人员的沉沉浮浮。十余年目睹了《新闻晚报》《申》报、《东方早报》《新报》《外滩画报》《上海商报》等一二十家报刊陆续停刊，已经不觉震惊，毕竟经济发达地区的报刊，已经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支撑好多年了。
　　随着传统媒体的颓势如山倒，新媒体的发展却势如破竹，msn、飞信等各领风骚一阵，手机报、微博、微信炙手可热经年，自媒体、抖音、短视频、数字媒体、融媒体、全媒体等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电子书、电子杂志还在抢占纸质书刊已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的空间……在时代发展犹如按了“快进键”的大势之下，一本杂志，倘没有与时俱进继而被大浪淘沙，不过是时代巨变之下新陈代谢加快的缩影了。我在书报亭前静立了良久，算是为曾经效力过的杂志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