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6年6月，张永和从南洋大学毕业，他实际上已经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此时“徐家汇独立支部”已发展为“中共上海市法租界部委”，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张永和担任中共上海市法租界部委书记。工作范围为整个法租界地区，龙华、漕河泾、法华乡以西农村地区。当了“职业革命家”的张永和，60年后他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生活要改善，没有考虑个人怎样。每月只有5-10元生活费，过的是供给制生活。根本不考虑什么级别待遇。领导来作报告也是不迎不送”。
张永和领导的中共法租界部委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上海法租界及和相连的一部分华界到1926年底共产党员总数已从9月份的50名发展到125名，分属16个支部，其中工人党员支部已有8个。工会会员扩大到2000多人，还是其他群众团体，并联系二个国民党区分部。1926年10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法界部委没有接到军事行动任务，但要组织市民大会支持。这次武装起义以及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失败了。11月下旬法界部委领导了抗议法商电车公司开除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成立了法商电气、电车、自来水工会，会员发展至900余人。1926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张永和还受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指派担任中共沪中部委书记，去公共租界整理基层党组织，但时间不长。
1927年2月中共江浙区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张永和当选为中共江浙区（即上海区委）执行委员。3月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决定调张永和任中共沪东部委书记。
上海，那个年代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地区，沪东区又是上海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党把张永和从法南调往沪东任部委书记，这是对张的器重和信任。此时的上海由北洋军阀毕庶澄驻守控制，北伐军已逼近上海。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发起武装起义。史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这天，中共沪东部委书记张永和按照上级指示组织沪东地区十万工人罢工，并以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为先导向闸北进发，一路上打垮警察所、署，缴了他们的枪，在天通庵火车站袭击了从吴淞开往北站的鲁军兵车，通霄激战，至天明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直接指挥下，同兄弟武装队伍一起，攻下北火车站，这个敌人最后据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驻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外的地区，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张永和领导的沪东部委这时中共党员已达1500余名，分属37个支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十万人。
但是形势也在瞬息万变。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屯兵在上海南郊的北伐军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二天后也就是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占领南京，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3月26日蒋介石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流氓头子进行秘密会谈。蒋派人向列强领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经过一系列的调动策划，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尽管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有暴露，但由于共产国际不赞成同蒋破裂，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又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党员失去警惕。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动手，4月12日凌晨，大批青红帮流氓突然从租界冲出，袭击上海总工会等处工人纠察队。蒋介石收编的军阀孙传芳112部打着“国民革命军26军”旗号开来，声称“进行调解”，用先行收缴武装流氓枪械手法，使工人纠察队轻信受骗，打开大门，被强迫邀械，一部分进行抵抗，遭到镇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早一天被杜月笙骗去，秘密杀害。13日上午上海10万工人、市民集会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行进到宝山路时，第26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密集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蒋介石随之在各地“清党”，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侯绍裘（交大校友，中共江苏省负责人）4月11日在南京殉难……。沪东地区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被捕被杀，张永和按上级指示仍坚持在沪东地区战斗，组成“打狗队”惩罚凶恶的工贼、流氓、特务。7月19日张永和亲自组织指挥将捕房包探，也是国民党特务程海标击毙。翌日上海报纸报导“华探程海标昨被仇杀”。但在行动时一名执行任务队员不慎被捕，张永和已不适合在沪东地区工作，王若飞通知张永和调离沪东地区去沪西任中共部委书记。
“4.12”政变，沪西区中共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工作困难很大，张永和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房，方便工作，但工作不到10天，即被国民党“工统会”特务组织发现。一天张从住所骑自行车外出在小沙渡路上被一辆“工统会”成员小轿车拦下，欲将张绑架上轿车捕走。张永和在交大时曾受过军训，奋力反抗，引来了英捕房巡捕干预，张对巡捕说被这四人绑架并抢走几十元钱，“工统会”分子说：此人是赤色分子“共产党徒”。张机智地用英语与外籍巡捕对话咬定四人是绑匪，抢了他的钞票。巡捕决定将张及工统会分子带回戈登路捕房。在捕房，张称：是学生，不懂政治，被害者，被抢了几十元现钞。华籍巡捕向张甩领子，只说票面是中国银行的。“工统会”分子称张在“散发传单”。捕房又去现场调查，店铺里的人说“没有看到发传单”。于是捕房认定这是“绑票案”，移送会审公堂。会审公堂说可以请律师，上级领导王若飞知道了，决定请上海最好的大律师王一平出庭，但要200大洋，王若飞设法解决。星期一上午几个“工统会”分子的作为“绑匪”嫌犯押上囚车，张作为受害人则与包打听一起坐公车到堂，张妻子端木丽和大律师江一平也均到场。提审结果，认定为“绑架案”，几个“工统会”分子收押，张永和作为原告开释。
1927年8月21日上海《申报》以“租界内不能随便拘人”为题作了新闻报导：“前日某大学生万正春骑脚踏车，经过小沙渡路，被柏鉴臣等挡住，……柏自称‘工统会’密探，指万为共产党徒。欲曳万登停于路旁之轿车，驶往他处，经1135号华探查见，以租界内不能随便拘人，将柏等带入戈登路捕房。……移解临时法院，据中西探员到庭禀称：被告等是否工统会密探，无从知悉。周推事向柏质讯一过，谕令收押。”几天后“工统会”在《新闻报》上登启事说那个姓万的就是共产党张永和。1990年11月张永和在回忆此事说：“如果被抓走，恐怕难以生还”。
“绑架”事件后，张永和已不能在沪西地区工作，组织上决定调张去省委机关工作，任宣传部秘书，宣传部领导先后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机关地点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1928年初，中央决定调张永和去汉口参加恢复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工作，同去刘绍猷、余泽鸿。行前周恩来找三人谈话，宣布刘任书记，张、余为常委。年底张永和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又找他谈话，调他去云南担任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委员。
（四）
1929年初，张永和从上海回到故乡云南，为恢复云南被破坏的党组织而努力。1930年4月云南地下党出了叛徒，供出省委负责同志和机关住址，敌特随即抓捕地下党员。5月初张永和从上海回昆明（去上海为营救其弟），住在昆明钱局街党的工作据点，张不知道省工委机关已遭破坏。4日敌特到该据点抓省工委另一成员未获，临走时适遇张从厕所中走出将其逮捕，敌人审讯中张永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云南省委组织部经过多年认真审查结论是：“未供出上海、云南地下党的其他同志和机密。1932年初经张冲同志冒认为兄弟，假释出狱，出狱时他按敌人规定，写了悔过书。据本人交代和报刊印证，内容大意见：自幼读书，年长到省外游学，学习工程等，听信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钻牛角尖，这是错误的。”张冲保释前张永和被判了三年徒刑，已坐了二年牢。由于云南省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张回到泸西县搞水利，亦曾和别的失去联系的同志商量派人去上海找党组织，但没有联系上。1935年9月云南地下党恢复重建，省工委又与他取得联系，但党籍问题没有解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永和经组织同意到张冲任师长的滇军184师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师随即开赴山东、湖北抗日前线。1938年张永和按张冲要求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罗炳辉，要求派进步青年到184师工作，经周恩来、董必武同意先后派了一些党员到184师工作，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支部组织军官阅读进步书刊，办了《抗日军人》小报，灌输革命思想，发展进步力量，为184军于1946年在东北海城起义打下思想和政治基础。1939年6月，184师内中共地下党支部活动被敌特查觉，受到监视，中共地下党员先后撤离，师长张冲被撤职，张永和也不能立足乃回到云南，与党组织又失去了联系。
1940年，张永和在泸西任县教育科长、师范学校校长，他聘请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校中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刊物，对学生影响很大。后来许多学生参加游击战争。在全校大会上张永和公开评击国民党的黑暗反动。1940年12月即有人向教育厅举报张永和“心性赤化，曾被捕下狱，不知自侮，仍欲施行赤化教育，反对政府”。1946年10月云南省警务处密令：“据报沪西县云兴乡张永和……继续活动，企图不轨，希即密查具报”。1947年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向昆明市警察局密令：“张致中……从事异党活动。肆意攻击党国，煽动民众，反对政府”。1947年5月云南省政府又发快邮代电指张永和“34年12月1日（即12.1学生运动），不但不予禁止，反在幕后主使罢课”。对张永和的这一段历史，云南省委组织部1985年的审查意见为：“在敌人不断监视、通缉下，仍无所畏惧，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1948年云南地下党发动游击战争，张永和毅然投身武装斗争，并于同年11月底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省解放前张永和担任泸西东山区工委委员，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弥泸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云南解放后任曲靖专署秘书室主任。1951年至1953年任专署文教科长。1953年至1977年在云南第一工业学校，云南工学院任教。1977年退休，后改为离休。（五）
1951年张永和参加云南省委党校整党学习，因1930年在昆明被捕，出狱时写过悔过书，定为“叛徒行为”，受到开除出党处分。
1966年文革期间康生又点名张永和为“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叛徒”。这就是说从1951年起直到1982年云南省委党校撤消对张永和“开除党籍”处分，三十年间张永和一直戴着“叛徒行为”和“叛徒”帽子过日子。
叛徒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严重问题。在阶级斗争极其激烈残酷，你死我活的革命时期，共产党内部出了叛徒，对党造成的破坏和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一个基层，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省市的党组织可能遭到破坏、解体，不复存在。党员和革命者因叛徒的告密，指认而遭到逮捕杀害，代价惨重。因此中国共产党内对叛徒历来是深恶痛绝的。但叛徒并不是写在脸上的，特别是当上叛徒的初始阶段，常常或受敌人指派再次混入党内进行破坏，或带上敌特搜捕党员和革命者。叛徒在中共党内和人民群众眼里是极其可耻的败类。正因为如此，中共对被捕释放或发生特殊情况的党员在地下斗争年代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审查。（范祖德）